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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举措支持经济平稳增长
发布时间:2026-03-31
 2026年开年,我国经济运行起步有力。1-2月工业生产明显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较好。投资增速显著回升,制造业投资稳步增长;基建投资增速强势反弹至11.4%,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牵引和支持力度明显增强;房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减弱。当前我国出口具备强大韧性,年初迎来21.8%的爆发式增长;消费平稳增长,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物价指数明显回升,延续积极改善态势。  展

  2026年开年,我国经济运行起步有力。1-2月工业生产明显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较好。投资增速显著回升,制造业投资稳步增长;基建投资增速强势反弹至11.4%,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牵引和支持力度明显增强;房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减弱。当前我国出口具备强大韧性,年初迎来21.8%的爆发式增长;消费平稳增长,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物价指数明显回升,延续积极改善态势。

  展望全年,我国实现4.5-5.0%增长目标有较好的内在基础和条件,但外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容低估,我国经济仍有可能面临风高浪急甚至于惊涛骇浪的局面,输入性通胀压力预期上升。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一些重要经济省份调低了2026年的增长目标;特别是微观层面仍存在供强需弱、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并增强对薄弱环节支持的针对性和协同性,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住房库存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截至2026年2月末,全国商品房库销比为8.6,较2024年底6.8的水平多增1.8,远高于历史均值3.9的水平。商品房库销比和存量待售面积两项指标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区间,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商品房供应过剩状况较为突出。

  2026年地方收储工作尚处于初期准备阶段,政策效果全面落地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方能见效。居民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加杠杆意愿较弱。截至2025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降至59.4%。由于居民部门存量债务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而居民部门总收入在短时间内尚不具备显著增长的预期,因此减少房产购置和进行存量债务提前偿为当前居民部分信贷管理的主要选择方式。

  当前主要的上市房企资产负债率仍然处于75%左右。资产减值的风险令房企存量债务“尾部风险”依旧值得关注和警惕。房企资金状况偏紧的局面也导致工程建设降速、投资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止跌企稳。为有效提升房地产投资及其相关消费,建议2026年从供需两端加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调控力度。

  在需求端,可进一步降低居民首次购房成本,拓宽购置门槛。协同央行货币政策,同步调降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0.5个百分点。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适度降低贷款标准,合理调升贷款额度。

  增加财税购房优惠支持力度,对首套房购置的,继续下调交易环节各项主要税率(包括契税、印花税);针对二手房交易环节,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减少免征年限。引入财政贴息贷款政策,期限为1年,贴息幅度可以为1个百分点。创新建立房地产交易税收返还制度,对期限在1年时间以内的,设立与家庭装修、装潢等耐用消费品购债税收抵扣政策,以推动住房需求释放。

  在供给端,鼓励发展“好房子”项目,完善绿色建筑、智能家居等标准,提升住房品质,激活改善型市场需求。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应以防范化解房企金融风险为主。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对房企“白名单”专项贷款的全覆盖,进一步推动专项贷款资金落地,给予能够维持房企正常经营的流动性支持。

  必要时建议新成立专门负责房企存量贷款的金融机构,预防房企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及其在金融系统的扩散。推动REITs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支持商业不动产领域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以盘活房企存量资产。加快推进房企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来创造现金流和资产价值,缓和房企流动性风险。

  消费是内需的主体构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2026年1-2月,国内消费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同比增速回升至2.8%。从自身增长潜力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的差距,尤其是服务消费占比显著偏低,2025年为46.1%。有必要培育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数字服务消费、文旅融合消费、低碳服务消费和国际服务消费。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消费,建议加大针对性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目前,我国个人一般消费贷额度在20万-100万不等,消费贷利率普遍在2%-3%范围内,还款周期短则不足1年、长则不超过3年。

  为推动服务消费加快发展,建议可适度扩大居民服务消费贷款规模,降低服务消费贷款利率,拉长还款周期,拉动居民消费支出。扩大服务消费贴息政策覆盖范围与精准度。在现有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的基础上,将养老、托育、家政、康复医疗、职业教育等民生型服务纳入重点支持清单,并对低收入群体、新市民等实施差异化贴息比例。

  设立“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专项资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对餐饮、文旅、健康等领域中小微服务主体的数字化改造、员工培训、绿色认证给予30%-50%补贴,缓解其融资约束。创新“财政+保险+信贷”风险分担模式,鼓励地方政府联合政策性担保机构,对银行发放的服务业信用贷款提供风险补偿,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顾虑。

  打通公共服务与消费激励衔接机制,例如对参与政府认证的普惠托育或社区养老机构,其用户可凭服务凭证申领消费券或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额度,形成“政府引导—企业提质—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将短期促消费转化为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和内需潜力释放的长效机制。

  民营企业在我国就业、生产、投资和科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研发投入方面同样十分积极。2024年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总额1.43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39.6%,2025年研发投入总额与占比进一步提升。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有必要多维度激励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科技创新。

  建议设立“民营经济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对开展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的民营企业给予补贴和奖励。实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计划,对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超5%的企业,按超额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科技创新容错机制,鼓励企业敢于尝试、勇于创新,避免因担心失败而不敢投入研发,对因创新失败而产生的债务给予适当的减免或延期偿还政策。

  推行“揭榜挂帅”与“赛马制”结合的攻关模式,对民营企业主导攻克“卡脖子”技术给予专项支持。建立国企与民企科研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允许民营企业按市场化价格租用国家级实验室、中试基地等设施。在量子计算、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设立“民营企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赋予其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格。

  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3.8%;2026年1-2月份投资增速小幅回升至1.8%。除了房地产投资负增长之外,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制造业投资持续流出需要引起重视。1-2月份,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9.1%,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沿海地区,拖累沿海地区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反,中西部有些地区外商企业投资仍有一定增长。

  针对沿海地区制造业外资外流的问题,建立探索建立“产业链核心环节留驻奖励”机制,如对承诺在中国持续经营5年以上、且将区域研发中心或供应链管理总部留在本地的外资企业,按其新增本地固定资产投资或研发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专项奖励,资金可用于技术改造或本地配套采购。

  在上海、苏州、深圳等地试点“退出—再投”闭环机制,对原计划将产能迁出的外资企业,若其将清算所得或利润用于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绿色工厂或并购本土科技企业,可给予相当于再投资额30%的地方财政奖励,或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

  设立“外资生态链发展基金”,对牵头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深度参与产业链协同培育与整合的外资企业给予最高30%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并享受与“专精特新”企业同等的要素保障政策,形成“外资带动本土、本土反哺外资”的良性循环,降低外资企业因供应链单一化导致的撤资风险。

  搭建“外资—本土配套”数字化撮合平台,遴选技术能力达标、质量体系健全的优质民营企业纳入外资供应链白名单。对年度采购白名单企业产品达到规定规模的外资企业,给予采购额一定比例的事后奖补,推动构建内外资深度融合、安全韧性强的现代化产业生态。

  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近年来,有的经济大省增长动力疲弱,增速持续下降,甚至连续数年不能达成预定增长目标,从而沦为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而非长期以来所表现的牵引作用。建议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加强针对性举措,促进经济大省更好发挥“挑大梁”的作用。

  建议优化经济大省考核评价体系,增设“重大战略任务考核”或“全国统筹贡献度”指标,涵盖产业链带动、民生帮扶、生态保障等维度。对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成效显著的经济大省,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适度倾斜,重点支持其主导的跨区域重大项目前期费用,降低地方配套资金压力。

  建立“政策试点优先权”机制,允许经济大省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如土地指标跨省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数据跨境流动(如国际数据港建设、跨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绿色金融创新(如碳账户互通、碳金融产品互认)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试点方案经中央备案后即可实施,且试点期间产生的改革成本由中央财政给予一定补贴,对突破性成果给予额外奖励。

  激励经济大省主动向外辐射产能、技术与管理经验,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率先试点“跨省联合项目GDP分计制度”,对共建产业园区、共投重大基础设施或产业链协作项目,由国家统计部门牵头建立统一的分计核算标准和数据共享平台。

  允许按投资比例、就业贡献或增加值来源在两地GDP中合理拆分计入,并同步调整税收分成、能耗指标分配等配套政策,有效破解经济大省“担子重、动力弱”“贡献大、回报小”的矛盾,形成“主动作为—全国受益”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土地出让规模持续减少,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带来很大影响。全国100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由2022年的20.6亿平方米降至2025年的13.8亿平方米,年均降幅超过11%;2025年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5万亿元,同比下降14.7%,占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比重由2022年的90.6%降至78.9%。在土地财政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落实好各项存量与增量政策首先需着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

  建议一是稳妥推进化债工作。在原有的“6+4+2”化债方案基础上,针对剩余未安排的2.3万亿元隐性债务,由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并进行转移支付。通过地方向中央零息借款的方式支持地方政府一次性清偿剩余隐性债务,由中央承担特别国债利息(因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已归还部分隐债,实际发行额可能会低于2.3万亿元;如果该部分隐债的本息全部由中央承担,地方化债积极性会大幅降低);能够大幅减轻地方债务负担与行政压力,使其无后顾之忧地落实各项扩内需政策。

  二是继续增加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2026年度规模安排可提升至11万亿元以上,较2025年增加约6600亿元,尤其是增加对共同财政事权的转移支付预算,缓解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适度扩大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

  三是加快推进税制体制改革。调整部分消费税划归地方财政,整合地方附加税进行统一征管以提高效率,简化税制、试点授权税率小幅调整以增强地方税收调节能力,多渠道拓展地方税源,补充地方财力。继续鼓励地方政府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增加财政收入,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扩大税源,积极推动东中西省份之间的产业与财政帮扶。

  2026年我国财政支出保持相当规模,安排财政赤字率4.0%,赤字规模升至5.89万亿元,安排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和特别国债3000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4.4万亿元,全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约11.89万亿元,广义财政赤字率维持在8.1%左右水平,体现了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总体要求和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

  按此计算,我国政府杠杆率(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将由2025年的68.4%升至73.2%左右。如再安排发行2.3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一次性化解剩余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则政府杠杆率将可能会升至74.8%。虽然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增量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但与美国的112%、日本的209%、英国的101%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仍处于相对健康的水平,而且与之明显不同的是我国还拥有较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能够为政府债务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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