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交织的今天,一个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命题愈发凸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才能实现从“各自为战”到“同频共振”的质变?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二者关系描述为一条线性链条:科研院所负责“从0到1”的原创突破,企业负责“从1到100”的产业化放大。然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科研投入持续加码,成果数量屡创新高,但产业竞争力并未同步跃升,部分领域甚至出现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错位的“两张皮”困局。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依然横亘在创新者面前。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简单的“转化不力”,而在于传统线性思维已难以刻画二者之间真实发生的、复杂的、双向的互动关系。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物理层面的“相加”,而是化学反应式的“相融”——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同DNA的双螺旋,在并行演化中相互缠绕、彼此赋能,在动态耦合同攀升。
本文将结合成都、合肥、苏州、广州等地的最新探索,探寻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共鸣”的深度融合路径。
在四川成都的白鹭湾科技生态园,一座名为“西部脑谷”的大楼里,每天都在上演着最直观的“融合”场景:楼上,科研人员正在调试新一代脑机接口设备;楼下,孤独症患者正借助同类设备进行康复治疗。研发与应用“零距离”,打破了传统创新链条中漫长的时空阻隔。
这种“楼上楼下”的物理空间重构,背后是创新逻辑的深刻变革。成都的实践表明,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首先要从物理空间上“破界”。以西部(成都)科学城为核心,成都已集聚1个国家实验室、5个国家创新中心、10个大科学装置、4个天府实验室,这些高能级平台不再是封闭的科研孤岛,而是向产业端敞开的“创新源”。天府兴隆湖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聚焦光电系统攻关时,目标导向已不再是单纯的论文发表,而是紧扣国家战略与产业需求。
然而,空间上的靠近只是第一步。真正让“楼上楼下”产生化学反应的,是制度层面的“拆墙”。成都常态化开展“科创天府·智汇蓉城”活动,目前已累计举办300余场,推动1.1万家次科技型企业、近3100项企业需求、超4200项科技成果在此碰撞,签约落地项目近400个。这种高频次的“相亲”,让科学家与企业家在喝咖啡的间隙,就能完成技术需求与研发能力的匹配。
成都的启示在于: 融合的第一要义是“破界”。当科研人员与工程师在同一栋楼里工作,当实验室的测试数据能直接指导生产线的工艺优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常态化搭建对接桥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便不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而是并行交织的同一过程。
如果说成都的实践是“空间破界”的生动样本,那么理论层面的深刻反思,则为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的研究者提出,传统的“线性转化逻辑”——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成果产业化——在高度不确定、路径多元、跨学科交叉加速的环境中已越来越难以奏效。现实中,科研投入持续加大但产业竞争力并未同步提升的悖论,恰恰源于线性逻辑本身的局限性。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双螺旋结构”的认知模型。这一框架认为,科技创新系统与产业创新系统分别对应两条并行的螺旋,它们各有独立的运行逻辑:前者以知识创造为核心,强调长期积累与失败容忍;后者以市场竞争为导向,关注成本、质量与快速响应。二者并非“先后阶段”关系,而是在持续互动中相互塑形、动态耦合。主导权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发生切换——前沿技术突破期,科技创新居于主导;应用扩散阶段,产业创新成为关键驱动力。
这一理论框架,在安徽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印证。在合肥西郊的“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运行着“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当全球核聚变从科学研究向工程应用转折的关键节点到来时,安徽没有走传统的“成果转让”老路,而是探索出一条“科研院所+商业公司”的新模式。
2023年,由政府、研究机构、社会资本共同组建的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成立。2024年,等离子体所以56件专利作价29亿元入股该公司,形成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公司向研究所购买研发服务,双方人员联合开展攻关,取得的专利由双方共有。这一模式中,科研螺旋与产业螺旋不再是“转让—接收”的单向关系,而是在同一个组织框架内并行演化、双向赋能。目前,紧凑型核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已进入总装环节,前沿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
安徽的启示在于: 深度融合需要超越“成果转化”的单一视角,构建“双螺旋”的制度安排。当科研人员与产业工程师在同一目标下协同攻关,当专利不再只是转让标的而是共同资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边界便开始消融。
如果说“双螺旋结构”揭示了融合的内在机理,那么“创新联合体”的崛起,则提供了实现融合的组织载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这一政策导向背后,是对企业作为“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角色的深刻认知。
在山东滕州,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范本。2018年,在中国科学院支持下,联泓新科牵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吸引20多家中科院相关科研机构参与。这个联盟不是松散的“朋友圈”,而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科研机构担心企业‘过河拆桥’,企业担心科研团队‘纸上谈兵’,若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很难推进实质性合作。”全国人大代表、联泓新科董事长郑月明道出了产研协作的核心痛点。以联盟为平台,联泓新科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合作开发出连续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锂电隔膜材料,实现高端牌号进口替代;与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合作开发出二氧化碳基生物可降解材料PPC,实现国内首套产业化项目落地;与中科院过程工程所合作开发非光气法特种异氰酸酯XDI绿色制备技术。
这种“科研院所原创技术牵引、企业主导产业化转化”的协同创新路径,让一批具有战略价值的新材料技术最终变成了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郑月明强调,无论采用哪种合作模式,核心在于企业自身需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判与市场洞察能力,才能真正主导技术转化落地。
在江苏苏州,另一种联合模式正在开花结果。苏州大学与苏州工业园区牵头,协同中科院苏州纳米所、中国科大等多家单位,共同组建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在此基础上,苏州大学进一步推进与头部企业的深度合作,目前已共建创新联合体200多个,每年提供技术服务超千项。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张晓宏感慨,产学研合作需要因地制宜,但核心在于“坚持需求导向,将产业真实需求作为创新出发点”。
联泓新科和苏州大学的实践共同证明: 创新联合体不是简单的项目合作,而是让企业从“被动接单”变为“主动出题”,让科研机构从“论文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在共同发现需求、共同承担风险、共享创新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创新合力。
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卡在“钱”和“人”上。高风险的中试环节、长周期的研发投入、复合型人才的短缺,都是横亘在深度融合路上的“拦路虎”。
在广州南沙,一套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支撑体系正在成型。3月11日,南沙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会上,总规模50亿元的4只产业基金重磅发布,包括雷雨资本独角兽共创计划、越秀智造创业基金、广州工控图南基金、南沙科金控股集团科创母基金和天使直投基金。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炜透露,南沙已建立总规模300亿元的基金体系,分三大板块:100亿元天使基金支持创新创业孵化,100亿元创投基金与风投机构合作,10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倍增发展。“希望在企业成长全过程都能得到资本覆盖。”
资本之外,人的因素更为关键。在安徽,一场围绕“技术经理人”的制度创新正在悄然推进。技术经理人——这个2022年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新职业”,正在成为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
安徽科技大市场的技术经理人盛子杰,全程参与了中科大张效初教授团队“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项目的转化。从2022年6月首次对接,到组织开展概念验证、对接投融资机构、解读相关政策、沟通赋权流程,再到2025年4月孵化成立合肥合傲科技有限公司,盛子杰用近三年时间陪伴一个科研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突破。合肥创新院于2021年率先探索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技术经理人股权激励模式:将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转化时,20%的股权由创新院保留、70%奖励给科研团队、10%奖励给技术经理人组成的合伙企业,形成2:7:1的股权分配模式。这一模式让技术经理人从“一次性薪酬奖励”变为“长期利益共享者”,全过程参与企业创立、运营和成长。
与此同时,安徽在全省106家单位推广“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大模式”。截至2024年8月底,累计赋权成果868项、估值约5亿元,成立或入股企业82家。全国政协常委阮诗玮指出,要破除人才流动的壁垒、成果定价的壁垒、利益分配的壁垒,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落实尽职免责机制,让科研人员敢干事、企业敢投入。
南沙与安徽的启示在于: 深度融合需要“资本”与“人才”双轮驱动。资本要覆盖从0到1、从1到N的全周期,人才要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当耐心资本愿意陪伴长跑,当技术经理人成为“科学家合伙人”,创新的种子才能在产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融合的最高境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项目合作,而是一个自我演进、自我强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沈阳沈北新区,一个名为“跨产业CPO+OPC国际创业社区与产业融合数智创新平台”的新型载体正在探索这种可能性。这一平台以“单人+AI”为核心模式,依托大模型与智能体技术,大幅降低创业门槛,让个人具备团队级创业能力。同时,平台集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颠覆性技术验证中心、数智产业创新研究院、AI原生医疗创新中心等五大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创新支撑体系。
在人才支撑方面,平台依托“产教融合AI+实训中心”,与中国医科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深度合作,采用“1/3理论+2/3实践”双元制模式,每年定向培养1000名以上AI交叉学科实用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无缝对接,为创新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成都,一个更加宏大的“建圈强链”战略正在推进。目前,成都已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网联汽车等13条千亿元级产业链。2025年,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10条产业链营收实现两位数增长。这种“链式思维”,让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能够快速传导至整个产业链,形成集群效应。
在钢铁行业,面对减量调结构的长期挑战,行业专家提出以多链协同创新构建产业融合生态:突破产学研壁垒,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链主引领+专精特新”集群生态,支持龙头钢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参与。
沈北新区、成都、钢铁行业的实践共同指向: 融合需要“热带雨林”式的生态系统——既有参天大树般的领军企业,也有灌木草丛般的初创企业;既有充足的阳光雨露(资本),也有肥沃的土壤(政策);既有物种的多样性(多元主体),也有能量的循环流动(要素流动)。在这样的生态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不再是外力推动的“拉郎配”,而是内生驱动的“自然选择”。
从成都的“楼上楼下”到合肥的“沿途下蛋”,从联泓新科的创新联合体到安徽的技术经理人制度,从南沙的百亿基金到沈北新区的AI创业社区,一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生动画卷正在中国大地上徐徐展开。
这些实践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科研+产业”,而是创新范式的系统性重构。它需要我们在认知层面,超越传统的“线性转化”思维,拥抱“双螺旋结构”的复杂性;在组织层面,打破单位壁垒,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联合体;在制度层面,深化赋权改革,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让资本覆盖全周期;在生态层面,构筑多元主体协同演进的“热带雨林”。
全国政协常委阮诗玮用四个字概括融合的关键:“链、台、桥、人”——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联姻”,建强科创平台载体,筑牢中试熟化“桥梁”,健全教科产联动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则将科技产业创新链划分为9级,指出4—6级(成果转移转化环节)是发展堵点最多、最需要政策倾斜的环节。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已被置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位置。这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我们既要看到成都、合肥、苏州等地先行先试的亮眼成绩,也要清醒认识到,对于更广大的地区和行业而言,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两张皮”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然而,方向已经明确,路径日渐清晰。当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愿意走出“舒适区”拥抱产业需求,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投入长周期研发攻克核心技术,当越来越多的技术经理人成为科学家与市场的“摆渡人”,当越来越多的耐心资本愿意陪伴创新长跑——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螺旋”,必将在相互缠绕中攀升至新的高度,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融合未有穷期,进化永无止境。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共鸣”,我们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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